【小說正文有一些歷史深度，文字雖然很淺顯，但裏面會有一點點閱讀門檻。對背景知識一知半解，很可能會引發不必要的爭論。因此在正式連載前，先提供一些經過作者提煉思考過的背景介紹，僅為一家之言】
租庸調製，唐時實行的賦稅制度，以徵收穀物、布匹或者為政府服役為主，是以均田制的推行為基礎的賦役制度。此制規定，凡是均田人戶，不論其家授田是多少，均按丁交納定額的賦稅並服一定的徭役。
租庸調製的內容是：每丁每年要向國家交納粟二石，稱做租；交納絹二丈、綿三兩或布二丈五尺、麻三斤，稱做調；服徭役二十天，閏年加二日，是為正役，國家若不需要其服役，則每丁可按每天交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標准，交足二十天的數額以代役，這稱做庸，總體而言，「納絹代役即為庸」，也叫「輸庸代役」。國家若需要其服役，每丁服役二十天外，若加役十五天，免其調，加役三十天，則租調全免。通常正役不得超過五十日。若出現水旱等嚴重自然災害，農作物損失十分之四以上免租，損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調，損失十分之七以上，賦役全免。制度不奪農時，合理解決就業問題，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礎之上的制度。
租庸調的初衷，就是「有田即有租，有戶即有調，有丁即有庸」。
以上是租庸調的主要內容，也是唐朝安史之亂前，採用的主要田稅制度。此法最先出自曹操，後又被很多朝代採用，到唐朝時逐漸完善。
表面上看，租庸調製度，只是一項尋常的土地政策，但隨着時間的推移，以及後世學者對於租庸調製度的研究，這項制度，已經變成了中古與近代（日本學者提出的）的標誌性分界線。
西漢建立到安史之亂前的中國歷史稱為中古，之後到北宋前稱為過渡期，之後到清末稱之為近代，我個人認為，這個說法是很細緻，很貼近於歷史的真正脈絡。當然，歷史螺旋上升，其中不乏反覆，不必多言。
歷史的真實，它的變革與穩固，有時候往往不在於一個政權的更替，而在於它基層社會結構的變化趨勢，以及各區域的經濟聯係。如果覺得這句話沒有問題，那麽可以繼續往下看，如果覺得這句話不對，那麽剩下的內容已經不必再看下去，純屬浪費時間而已。
租庸調製度，是脫胎於「均田制」的副產品，然而這個副產品本身太過於剛硬，以至於反而阻礙了均田制的再實施。自安史之亂後，租庸調製度已經走進歷史的牆角，不再被後世朝代啟用。與之配套的府兵制，也一同灰飛煙滅。
租庸調製度的好處就不說了，這是封建帝國的開國神器，穩固基本盤的王道。不過福禍相依的是，前期用租庸調製度有多爽，後期付出的代價就有多慘，以至於到安史之亂後，這項制度已經完全推行不下去，自我解體了。
租庸調對於當時唐朝政權的巨大害處，有以下幾條，幾乎每一條都無解。
第一，租庸調在實行的時候，分為課戶與免課戶。免課戶就是皇親國戚，上流統治階級，高級官僚，這些人形成了關係網，可以說密布在全國各地，免稅土地面積驚人！
本身就帶有土地兼並性質的世家與權貴，再套上刻意放縱土地兼並的租庸調製度，承平百年日積月累之下，免稅田就達到了數量駭人聽聞的地步。
有人說封建社會都這鳥樣，確實如此。但是，作為統治階級的國家機器，為了維持統治，就必然要另闢蹊徑的搞錢，不然就是死。租庸調製度沒有提早被廢除，是唐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催化劑。
租庸調製度這種「祖宗家法」，可以說是導致安史之亂髮生的深層次原因之一，起碼比安祿山的分量重了幾百倍，雖然這個制度不是唯一的元兇。
第二，租庸調除了本身有免課戶外，在設立初期，漏洞就極多。這項制度的弊病，被太宗皇帝的文治武功給掩蓋了，失去了最佳的革新時機。等中唐改革進入深水區的時候，已經無力回天。
首先，租庸調提出的時間，是在初唐，當時地多人少，根本就不用擔心田不夠分。因此租庸調的標准，都是以五十畝田為尺度來制定的。可問題是，到中唐時，普通自耕農平均連十畝地都沒有了，交租的標准，依然是如開國時那樣。
朝廷以為輕鬆的稅收，已經變成了自耕農無法承擔的大山。你手裏沒有田，但在官府賬冊上，你可以有五十畝，你也必須交出與之匹配的賦稅！
這時候，農民有幾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