謀。

2005年5月，當飛機又一次降落在海浪機場，我並未有平常的踏實感，我已習慣飄着，我既在這裡，也在任何地方。我曾在愛欲里苦苦尋覓的，一體的、自我棄絕的、靈魂全息投影般的依戀，就這樣漫不經心地在眼前的「事業」里滑過。抱歉，我只能暫且稱其為事業：令神經再度興奮的情感**中的、必須全神貫注的事業。我至今仍無法得知，涉密組織是如何在人群中將弔兒郎當的我標註的，但我似乎懂了我這樣的人的激活密碼：在唯物主義世界觀剷平個人英雄主義的地基上，在物慾橫流催生的普遍的虛無主義大背景下，我們需要無限想像力加持下的瘋狂，像極了大航海時代的海盜，去世界的盡頭，不管路途有什麼。一句話，我給我的自我洗腦了，一夜之間，我這個六線城市的浪蕩子，突然被賦予了某種神秘的崇高感。

深圳之行又像是翻譯外掛，我和主任一下子就擁有了同一套語言。在海浪機場的候機大廳，我還算精準地問了兩個問題：1、缺失的關鍵部件是原件帶回？或其圖紙？皆可？2、Q-1606是臨時的還是終身的？主任用兩個問題的合併給了一個似是而非的答案，他一貫如此：編碼是非常規狀態下你的名字，我們是本家，Q是姓錢，1606是……（他掏出一個小本子）哦，可以是「琚」，也可以是別的什麼字，你自己查吧，參照四角號碼查字法。比如說，非常規狀態下你的名字是「錢琚」，那麼必要時組織會在全球範圍內過濾關鍵字打撈你，至於任務，隨機應變，你知道的。之所以選在機場見面，是我等下要直接飛去上海，於是開門見山說：「此次的任務報酬是多少？我想預支50萬？」主任定定地看着我說：「100萬，人活着回來就算完成任務。」「明白，我得先飛上海，再去哈巴和兩位兄弟匯合。」「情財權藝宗，關關難過關關過！」主任拋下一句，輕飄飄地走了。

這幾年接連發生的事情，讓我偏離我的信念基礎越來越遠：我所受的教育，我將計就計的婚姻，我半推半就的國企身份。一句話，父輩們點頭稱讚的，一切的所謂「精明人的選擇」，然而就在這看似安穩平和的表象下，我竟然漫不經心地走上了一條堪稱奇蹟的道路：在這條多指向的、無目的、虛無或者神秘主義的道路下，「蘇州」的意指到底是什麼？我仔細搜尋從高中到大學，從大學畢業到各奔前程，從南北分別再到此時此刻，我和麗塔的每一次相處和交談，到底是什麼樣的「量子級」的碰撞，才讓我對「蘇州」有如此執念？而我此前加總起來，在蘇州停留不過區區半天的時間。這的確令人費解，尤其是在接連的刺激和自我洗腦的神經組織內，已經在唯心主義的幻境越飄越高的不堪一擊的此在。麗塔那裡，一定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！如何不讓她看出，我是來找答案的呢？在飛機上我冥思苦想着，不知不覺睡著了。

浦東機場。麗塔黃色的頭髮在人群中很顯眼，我揮了揮手，大踏步朝她走去，來了一個樸實無華的俄式熊抱：「幾年不見，你還是那麼漂亮！」「你倒是壯實了很多。」「不再是你嫌棄的那個瘦骨嶙峋的人了！」「我嫌棄過嗎？在哪啊？」我發覺我們都臉紅了…「我……在飛機上，做了一個夢…啊…對我餓了，我們去找點吃的。」「走，帶你去巨鹿路！」

「上次電話說過房子的事，這次看來真的要拜託你了。」

「只要你是當真的就好，你這傢伙神龍見首不見尾的。在班級群里快成了頭號神秘人物了。」

我低頭沒立即搭話，把一串賬號給主任短訊發了過去，然後看着她說：

「六線城市，人情關係更密切，聽說我快鬱悶了，有挖我跳槽去私企的，有推薦我考公務員的…這不，還找了個師傅練了半年肌肉。其實就是無所事事，能閑出個屁來。」我下意識地摸了摸左臉頰的疤。

她看着前方，對我的說的話不置可否：「阿昭，巨鹿路有個書店你一定很喜歡，每次路過那裡我都會坐一會兒……去它那旁邊的餐廳吧，吃完附近的酒吧喝幾杯，再聊房子的事，好嗎？你幹嘛總是急匆匆的呢？六線城市不是很清閑嗎？你看你，不知道說什麼時就知道摸鼻子，還是小孩子一樣。」

這幾天，像料理後事一樣，我帶着某種嚴肅性像一個要遠航的水手那樣，留在岸上的親人告別。別過麗塔，第二天又急忙忙地趕回鶴崗，將我藏了很久的私房錢交給莎莎，留給她一個電話號碼，盡量輕鬆的說：「我會一直保持聯繫，如果萬一我失聯超過一個月，打這個電話。」事情就是這樣，我仍然停留在上述的漫不經心和隨風飄蕩中，但這些人是我的「岸」和「地基」，既然我斬斷錨鏈的手藉助了非客觀主義的力量，並不為人知。能否再靠岸，就只能繼續靠我的唯心與神秘力量了。捧着莎莎的頭，看着她怔怔的眼神，我輕鬆地開始說「正常」的出差事項：「這次去哈巴羅夫，不是砍幾百棵樟子松那麼簡單了。」「有多不簡單？」「嗯，主要是幫買家購進一些二手機器，相對複雜些，要保證回頭組裝順利，拆除時作業面比較狹窄。嗯，大概這樣子…工程上的事情，你懂的。」

第二天，從綏芬河口岸出關，還是兩兄弟越野車接上我。老二說明行程，先去辦簽證，連夜飛伊熱夫斯克；見到我們俄方的買手之後，我負責提供所淘物品信息，等俄方買手找到之後再確認即可。中間環節，譬如談價、付貨、包裝由他倆負責。和上次一樣，老大等買開始工作後，返回哈巴羅夫斯克，去一廢舊工廠拆除一台機加工設備用來包裝。一切順利的話，安排出關，我負責隨機應變。

我大概花了一個小時和俄方的買手交流，我把我在深圳看到的那個配件周圍的配件，以及中國自製的缺失的配件，儘可能準確地描述。當然，至於功能用途，和它的具體名字，我是不得而知的，或許這是我們跨國二道販子的通用慣例。我猜想是因為，如果你僅僅知道你買賣的東西是個廢品、破爛貨，那麼你就安全些，無論是在心理上和客觀事實上。哪怕上了法庭我也這麼說：「既然它像你們說的那麼重要，看管的人將負有主要責任，在某種程度上，它是被遺棄了而不是丟失了…」。我秉持這一原則，在描繪我們所需要的東西上，既沒有添油加醋，也沒有過度想像。比如我會說，看起來應該是不鏽鋼，或者更硬的合金…直徑一米以內…嗯…差別不大，你的一肘，嗯，是的，一定耐高溫…抗風，至少300m…不不，在那個速度下再次點火…也正因如此，一個不期然的效果產生了：我們的交流沒有表達出需求方的迫切，供貨方也沒有流露出工作難易度的情緒。那幾個買手中的負責人，和我那之前見到的所有俄羅斯人都不一樣，身材矮小，戴着眼鏡，大部分時間雙手交叉抱在胸前，困惑的時候會一隻手抬起來摸着下巴上的鬍子，皺着眉簡單地詢問，點頭或者搖頭。

和你們想像的不太一樣，我們既沒有選擇在某處廢舊廠房、地下停車場、空曠的樓頂見面，就在伊熱夫斯克最熱鬧的大街上。談完了，一周後同樣時間地點見面。在一家商店的門口，我們三個看着俄方買手遠去的背影，開始了漫長的等待。為了渡過這難熬的一周答覆期，我們不能使用電子通信，不能使用信用卡，儘可能不在一處行動。我決定去趟聖彼得堡，這座城市是彼得大帝改革開放的傑作，被稱作「歐洲之窗」，在當時有點像我們的深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