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然，趙安民、程藎等人就任後的工作，也不光是為了科舉和撈錢事宜，安撫地方民生和解決百姓溫飽同樣是重中之重的事。繿
廣東雖然富庶，但也僅僅局限於廣州平原，其餘肇慶、高州、韶州、南雄等州府都為山地，糧食作物產量不高，自尚之信反覆後，更是兵災連年，而福建自古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，沿海的百姓都以捕魚為生，自國姓退守東番後，清廷就歷行遷界凈海的國策，這導致了兩省地方百姓食不果腹，民無衣食所養。
因為廣東和福建的特殊地理和歷史因素，馬仲英考慮再三後，同樣以中書省左丞相的名義免除了兩省百姓一年的農稅，並要求陳秉文和趙安民在兩省大力推廣甘蔗、玉米、番薯以及水稻等農作物，推動兩省的傳統產業，例如佛山的煉鐵業，福建的製糖和茶業，總而言之就是儘快令這兩省恢復民氣。
至於浙省，馬仲英倒沒有過多要求，畢竟浙江乃是魚米之鄉，富庶之地，只要不瞎折騰，就不會出什麽亂子。
為了恢復地方，馬仲英免除了閩、浙、粵三省一年的農稅，這就令本來看似充足的府庫變得捉襟見肘起來，為了應付可能和清軍的長期相持，馬仲英決定在商稅上做文章。
明朝商稅主要分為這幾種，明初砍柴，鹽，魚，釀酒，做醋，擺攤都要收稅。按制凡稅課，征商估物貨;抽分，科竹木柴薪;河泊，取魚課。又有門攤課鈔，領於有司。
明太祖時期，征酒醋之稅，收官店錢。即吳王位，減官店錢，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，府縣官店為通課司。宣德朝新增行商過關稅，即設置了鈔關，成為了日後徵集商稅的主要來源。
商稅的稅率同樣是採用「三十稅一」的比例，「凡商稅，三十而取一也，過者以違令論。」繿
此外各省蔬果園不論官私種而鬻者，塌房、庫房、店舍、居商貨者，騾驢車受雇裝載者，務必悉令納鈔。委御史、戶部、錦衣衛、兵馬司官各一，於城門察收。舟船受雇裝載者，計所載料多寡、路近遠納鈔。也正是明太祖着力於對商稅的控制，這才有了明成祖的永樂盛世。
只不過自土木堡之變後，文官勢力抬頭，朝堂上的袞袞諸公們高舉著孔孟之道的大旗，對國家稅制橫加干預，甚至將朝廷收商稅比作與民爭利。
因此明朝的工商業雖然非常發達，但商稅卻越來越低，原因就是商人階層和士大夫階層相勾結，結成了利益共同體。在朝的士大夫代表着商人階級的利益，
在士大夫階層的推動下，明朝的商稅一降再降，竟然從百分之三降到了百分之一不到，幾乎就和不交稅沒有區別。
即便是這樣，底層的商人還在不斷地偷稅漏稅，導致朝廷稅收流失嚴重。比如茶稅，雲南、福建等產茶大省收的稅，簡直低到了荒謬絕倫的程度。
嘉靖時期四川課稅的茶葉數量超過五百萬斤，可是一年徵收的茶稅不到兩萬兩。而浙江的茶葉稅收竟然只有可憐的六兩，雲南為十七兩。商人階層偷稅漏稅情況和明朝的稅率之低可想而知。
與此同時，東南的士大夫階層甚至勾結海商、倭寇，從事走私貿易活動，每年賺取巨額的財富。而由於海商壟斷了海洋貿